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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 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园。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 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 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哈迪的《理论数学》与贝尔《数学家的故事》给我看。他和我讨论纯理论性的东西，如不同的无限大、统一假说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默教授，他给了我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谙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一本狄克逊所写的小书，叫做《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吴大散和费米在我的一生中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