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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英语教育在遇冷中变形。1949年10月后，首先热起来的外语是俄语。 1949年后，中国政府宣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美外交关系中断，英语被俄语替代，成为第一大外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英语更成为冷门。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 从1953年开始，从中学到大学，俄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俄语。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最能证明当时英语遇冷的是，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 中苏关系热度，并非一直高温。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必须扩大外语教学。1956年年底， 英语专业开设高校回升到23所，学生2500余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英语开始逐步回归人们的视野。1961年，教育部颁发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要求重编英语课本。1962年，英语被列为高考[微博]科目。两年后，教育部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学英语人数。 “文革”时期的英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66年6、7月，中小学[微博]学期考试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当年年底，中央发文要求，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队、社一起搞”。 停课闹革命，英语教育无从谈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必须重编。而当时负责编写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业人员，被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 1967年2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不过英语课迟迟未能复课。直到1969年，英语才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 “文革”期间，英语教育的停滞和混乱，从教材上就可以体现。1969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标明“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重视英语教育和英语教材改革。但是，这种纠偏迅速被压制，“极左”思想再次占了上风。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考时，在白卷后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这封信被全国报纸转载，文化考察成了旧高考制度的复辟。1973年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名女中学生的考卷上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白卷事件”和“顺口溜”很快闻名全国，英语学习受到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的英语教材充斥着政治词汇。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fall in (集合)、line up(战队)、front pass (向前三步走)、halt(立定)、sling arms(背枪)、fix bayonet(上刺刀)、air-raid alarm(紧急警报)、black-out(灯火管制)、antiaircraft machine-gun (高射机关枪)。而类似的句子也很常见：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们宽待俘虏！)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们就开枪了。)Don't try any tricks！(别耍花招！)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What is your password！(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1 1978年后，开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坛。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因为它被认为对大学学习和就业越来越有帮助，而且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交流和贸易的语言”。 与此同时，对于外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精神污染”，担忧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学大[微博]纲以下列语言在政治上赋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国际阶级斗争、经贸斗争、文化和科技交流、国际友谊发展等…… 这部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其中的观点在1993年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又针对初中加以重申，规定如下：外语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并能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学大纲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交流，学习外国文化。这些目标后来又在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修改稿中针对初中做了修改。 此后的英语，被一个人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后期，中国英语教学法是一场由一位名叫李阳(微博)英语教师推动的。据称，他给1300万中国人上过英语课，他的教学法是疯狂英语，他不停地让他的听众：“尽量大声讲！尽快地讲！尽可能清楚地讲！” 他不停地说着他的自卑情结，13次大学考试不中，连续3个学期英语没过关。他说，中国人学习英语关键是缺乏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英雄。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英语。”李阳大声地告诉他的助手。 他还告诉学生，在海外教英语可以赚钱，“在日本教英语，最高工资每小时3万美金……去周游世界吧！” 当然，李阳口中还不断重复“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和“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他还雇佣一个胖乎乎、开始秃顶的美国人在台上当丑角。他自己被前呼后拥，是个明星，他也赚了很多钱，他从书和磁带销售中获利。 发明了这种被国外英语语言学专家称为“莽汉”式英语的李阳，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销店，“他终于找到了归属”，一名网友如此评价。 不管英语多么热，对它的态度因人而异。1995年的一份报告说，很多学生都不愿学习这种语言，之所以学习是英语很重要，而学生们则是“纯粹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据他们称，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 尽管如此，英语教学继续扩展，后来出现了英语热。许多城市出现了英语角，各种涉及英语的证书越发受到欢迎。英语成为中国第二种强大语言。英文报纸、英文广播、英文电视等都在增加。 还有，到英语国家求学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报道称，1978年至1997年间，共有27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微博]，其中40%去了美国。据人民日报报道，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 中国的英语热却是主要体现在考试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考试的带动下，国内英语消费群体有3亿人，有5万所英语培训机构，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并以年增长率30%的高速增长。 “英语热不是问题，而考试热确实问题大。各种级别考试充斥在这个国家，考试种类过多，其实这里面有精简的空间。”顾东林担心，英语考试社会化会带来的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是否会冲击正常的教学？” 当北京市高考英语权重降低后，有人把这种调整归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对此，担任教育部英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长达10余年之久的虞建华教授认为，增加母语权重减少英语权重，这只是个微调，与民族自信无关，更不是所谓的民粹化。 而对于此举能否带动母语热，受访者多认为不能直接画等号。 “这种调整，不能因为考试分值的调整，就想带动母语热，这还是分值决定论。”顾东林指出，英语热的降温，是否直接导致母语热，还需要更强的逻辑证明。 当早报记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时，顾东林回应说，30多年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对中国人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能因个别人的想法，想废除就废除。” 对于学习英语的困难问题，虞建华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学习英语不快乐，是教育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数学也一样(难)。”他指出，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 每当议论纷纷之际，中国的不少英语教学名家都会强调，掌握一门外语过程中，学习文化非常重要。毕业于清华[微博]外语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但凡学英语的，都会识得他的大名。他曾给外语学习者一条建议： “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