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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对全英语教学，也有教会大学反对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大学。 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认为，如果使用英语，学生会被诱惑到外面经商赚钱。后来齐鲁大学学生罢课请愿，要求引入英语课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强烈反对。 “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般的年轻人所难以抗拒的。”狄考文说，“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发狂地要学英语，因为他们认为学了就会有钱。”当然，他主张中文教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便于在中国传教。 这种教会学校带来的影响，并非让所有人开心。比如，1920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对他所见的诸多方面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美国传教士的教化热情背后隐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批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传教士教育受到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炮轰，“五卅事件”发生后，更出现大学学生退出教会大学的浪潮。另外，当局要求教会中学登记，校长必须是中国公民，宗教课程变成选修，教学方式按政府大纲执行。因此，约30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学校式微。 民国时期 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实行到1922年的学制，对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都做了规定，如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中学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大学预科必修外语，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报考北京大学[微博]预科第一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国文与英文。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他被录取后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当时预科还要求选择一门第二外语。 国民党执政开始后，政府控制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国民党政府控制。国民党中学中，对外语学习规定相当宽泛：通常的方法是语法翻译，典型的意义就是精读、背诵并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 当时，这类辩论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侵袭。到1927年，中国舆论已转而反对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为三派：英语派、法德派和日语派。其中英语派的代表有温源宁、吴经熊、孙科和林语堂，他们主张中西融合。 争论之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不显著。从1923年到1941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中学外国语课程大纲，但并未达到影响全国的力度，这种精英式教学模式虽然未掀起英语热，但是当时的开放口岸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仍旧很高。 这种热情让在华的外国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学]首任英语教授、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华担任英语教授的罗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当时华人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时指出：“对英国来说，英语是人们渴望继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对其他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艰难的习得。我有时诧异他们(华人)为何急于要学会这种语言。我曾把这个问题作为文章考题提出来，并从不止一个考生中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因为美国人使用这种语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微博]文学院原院长、教授虞建华归纳，民国的英语教育是小众的、少数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质量很高。当时的情况是，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因是强势文化，因此实行全部西化教育。这些都使得后来的毕业生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能力很强。 另外，他认为，当时的高校拥有真正自主考试的权利，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导学生加强的是英语能力培养，而非现在以多项选择为代表的客观题型考察。这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