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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发文称：“取消小学外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外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 他的博文传递了一种深切而善意的担忧，他的出发点是不无道理的。在全球化语境中，他意识到国学在语文教学改革、国家形象提升、民族认同构建上的迫切性与现实性。鉴于当前中国人的汉语素养有太多不尽人意之处，王旭明开出的药方是让国学“先救救场、救救急”。今天，中国迫切地渴望在全球化的秩序体系中寻求自我的主体位置和身份认同，“转向文化”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认同构造方式。在文化维度上构建国民的认同体系和想象方式，国学无疑是一个值得挖掘和征用的话语资源。因此，给国学一定的社会期待和学习空间，在当下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强调国学教育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借此让“外语为国学让路”，这在逻辑上有待进一步梳理。其实，国学教育与外语教育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挤压关系或对立关系。国学教育并不能完全占据课堂，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应该真正驻扎在学生的日常生活领域。从国学教育的实施途径来看，国学教育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安排与调试，本质上对应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真正渗透并体现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由于国学与外语的功能、诉求点和学习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关系，也无需上升到“外语为国学让路”的高度。 “外语为国学让路”的逻辑起点是外语教育有点“过”了，应该对外语进行必要的减负或松绑。是否压缩或取消小学外语的课堂分量，这并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而是要从外语学科特点和学生接受心理出发，给任何决策一个科学的解释。德国之所以立法禁止学前教育，是因过度开发智力会限制孩子的想象力，“留白”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教育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并非是源于国学的驱赶或抗击，而是高强度的“双语学习”是否符合小学生的心理接受规律和脑科学工作原理。显然，小学外语是否“留白”，本质上取决于高强度的“双语学习”是否符合小学生的脑科学工作机制，也就是像德国那样讲出一定的科学道理来。 其实，中国人对待外语面前的态度向来是微妙而纠结的。早在20年前，中国就迫切地渴望融入世界，课堂上的“外语热”成为一种普遍而本能的政治安排和教育运动。外语之所以被历史性地推向幕前，不能不排除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探索与尝试。这二十年来，“外语热”愈演愈烈。外语不单单是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进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竞争生态中极具话语权的“硬性指标”。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外语学习已经延伸到幼儿园，社会上的“外语第二课堂”更是比比皆是。二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正在悄然崛起，正在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参与世界对话。我们不仅需要一种语言工具，还需要一种强大的话语表达体系。如果刚性的外语学习对个体的自由发展带来了某种压制和区隔，那的确是时候来冷静地想一想外语的“减负”问题了。 对于出国、深造、对外交流等社会活动而言，外语学习固然重要。然而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趋势鱼愈加凸现出来，不同行业或部门的外语要求显然是不对等的。如果不顾社会生态的内在规律，想当然地“拔高”外语的地位，势必引发社会的各种反弹情绪，同时也限制了一个人的个性化成长。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用人单位不管职业特点，清一色地对外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四六级证书仅是一个设防的“门槛”，其目的就是对数量庞大的求职者进行粗略的过滤。 可见，外语是否需要“减负”，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大环境的“松绑”。如何“松绑”，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一个拍脑袋的问题，而是需要更为科学、更为专业的解释与评价。如果外在的社会环境没有变化，个人的职业前途在外语问题上依旧会“上纲上线”，那所谓的“减负”只是一句空话。即便小学课堂上压缩或取消了外语，实际上也是变相地激活了一个庞大的外语培训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