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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去哪里上学？”这个5月，许多非京籍的家长都在问这个问题。 2014年北京市小学入学信息采集(简称“幼升小”)系统于5月1日开放。非京籍的家长怀揣着北京市教委要求的“五证”开始递交申请材料，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无奈地止步于各个区县加设的门槛前。 是否有社保、暂住证是否不断档、是否在本区县就业……不同区县的门槛不尽相同，却给许多非京籍家庭带来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 回老家上学，还是守在北京没有学上，这个决定看似容易，但选择的背后，不仅是非京籍家庭的心酸和无奈，更是无数学龄儿童被迫离开父母，沦为“留守儿童”的不幸。 群众利益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说，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涉及数万非京籍务工子女上学的问题，绝不是小事。期盼有关部门拿出务实的办法，为异地务工子女上学留一尺书桌。 孩子，上学去哪儿？ 5月22日，距离北京市幼升小信息采集系统关闭还有10天。 虽然刚到早上9点，但太阳已经火辣辣的，当天最高温度达35摄氏度。距离北京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100多人围在一起，中间被围住的人满头大汗，正在高声说话： “大家不要激动，要理性，要团结，我们现在需要派代表过去说明情况。” 这些人大多30岁左右，女性居多，有的还带着孩子，基本都来自北京市昌平区。 “我们的孩子去哪儿上学？”她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没资格在北京上学” 在这100多人中，有个家长看上去年龄稍大，高高的个子，在人群中很显眼。她叫张华燕，因为穿着绿色的裙子，被其他家长们称作“绿衣大姐”。张华燕语带哭腔，但她的嗓门很大：“我们的孩子要上学。” 4月30日，《昌平区非京籍“五证”审核标准》下发，其中暂住证审核标准为父母双方持有暂住地公安派出所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发的暂住证，且暂住证在有效期内。张华燕暂住证上的有效日期为2012年6月26日到2013年6月26日，不符合审核标准。 当时张华燕没有放在心上，“我们都觉得这个特别不合理，应该会有回旋的余地”。五一假期过后，她于5月4日第一时间到位于青年公园的街道办提交材料，得到的回复是“你的孩子没有资格在北京上学”。 张华燕在街道办遇到同样遭遇的家长。当天因暂住证不合格不能提交申请的家长有三四十个，“家长们一下子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们互留了电话，建立了“昌平幼升小”群。这个刚开始只有几十人的群，在随后几天迅速扩展为600多人，并且一直在壮大。群里面的人几乎都是暂住证出了问题，有的是断档，有的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符合条件。群情激奋后，大家冷静下来，开始商量对策。 陈平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他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工作，在北京已经呆了16年。他的孩子读了3年的幼儿园，今年正到了幼升小的时候。得知自己的暂住证不合格，他又搜集了房产证、居住证、小区证明、就业劳动合同、个人所得税和水电费发票，希望可以派上用场，然而结果并没有改变。陈平很无奈：“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我们在北京呆了半年以上，为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员的回答仍然是“我们只看暂住证”。 张华燕也开了同样的证明，得到的结果与陈平相同，但是他们去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些材料。 “我是房东，有房产证，但是没有办暂住证，孩子就不能上学。租我房子的租户，没有房产证，办了暂住证，就可以上学。这就是一个笑话。”陈平说。他们这些结伴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几乎都在北京有房产证明。“没有房产证明的人，基本上都不来，已经放弃了。” 5月22日这天，朝阳区的赵红也守在北京市政府附近，同样是为了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情。虽然朝阳区没有在暂住证方面设置门槛，但是赵红们碰到了社保的难题。 去年幼升小信息采集的时候，赵红得到的信息是，她这样的农村户口，只需要“五证”，并没有提及社保。当时她就把家里的户口本、出生证明、结婚证等证件全都带到北京，无监管证明也早就开好。她原以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些材料提交给街道办，孩子就可以上学了。 4月23日，赵红无意间听到在另一个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家长说，幼儿园年前就通知让家长准备社保。她吃了一惊，请了假赶到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咨询，“当时工作人员说，有就交上，没有也没事。”说话间，赵红的语速很快，眼睛瞪得很大，双手摊开，顿了顿又收了回去。5月16日，她询问审核结果，答复是尚在审核中。20日，一直等不到消息的赵红按捺不住，再次到南磨房乡政府询问，这次的答复是审核未通过，原因是没有社保，她当时就蒙了。 南磨房乡政府为人民服务大厅门口，摆放着几块宣传板，上面贴着的文件列举了朝阳区非京籍父母办理借读证需提供的“五证”，其中并没有关于社保的部分。 “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们需要办理社保？我们现在根本来不及补办。”赵红说。她手里拿着自己的工资条，上面写着4月份工资2000元。为了照顾孩子，赵红一直在北京打零工，从来没有办理过社保。她的丈夫是一名职员，公司只为他上了商业保险。 “时间来不及了” 这是张华燕经历过的最焦急无奈的5月。整整一个月她都没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点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岁的小女儿，然后拿着红领巾和写着“我要上学”的白纸，与其他家长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到街道办、小招办、区教委、市教委、区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心里很自责，没有提早做好准备，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她说。 实际上，早在4年前，张华燕的孩子只有2岁时，她已经开始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区成为海淀区一所学校的学区房，按照协定，她的孩子可以优先入学。2010年，为防万一，她又在海淀区买了一套学区房。当时张华燕的心里踏实了，在她看来，该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 去年她开始咨询居委会、街道办和学校，到处打听政策，单位这样回复她：政策还没下来，不好说。当政策最终出台，张华燕发现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暂住证上。小区里与她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共有11户。她遇到其他区县的非京籍家长，发现不同的区县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我听说通州是最严的，我们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孩子没有学上”。 不管她如何责备自己，也无法摆脱这种心酸的滋味。“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自己买单，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只要有一条补救的措施，或者给我们罚款，我们怎么做都行”。 张华燕反复到办事处询问，到教委打听情况，甚至和其他家长在回龙观镇政府前面喊了一个星期的“我要上学”的口号。 “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政府可能解决一部分，也可能不给解决，这些都不好说。”在张华燕和其他家长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搪塞。 如果说对于当时答复，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稍后几天，从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复则让他们开始失望。 “区政府告诉我们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诉我们权力已经下放到区政府。再后来就说开个会才能做决定。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张华燕说。 吴静和张华燕同属于一个小区，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暂住证符合要求。根据昌平区的政策，单亲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证明。5月21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提交材料时却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离婚才算有效，婚白离了。吴静说，像她这样选择离婚的家庭，有几十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