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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不久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明确下调中高考英语科目分值，并逐步向一年两次社会化考试过渡。2016年起英语由150分减为100分，语文则由150分升为180分。方案一出，议论纷纭。有人认为，这不但给学生减负，更是“强化母语”、“增强国学”的应有之举；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英语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要改变的是英语的教学模式和应试教育的模式。 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人类交流沟通的一种主要工具。语言学习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对某种语言的需求程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辨出发点。 从人类社会的宏观层面看，语言是特定文化的构成要件，是民族形成的构成要件，这一点也难以否认。此外，有论者说，知识就是权力，而语言是知识的基本构成要件，是权力中的权力。最近，蒙古国在搞语言改制，成了一件大麻烦事，但它是蒙古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一种反映。语言具有政治属性，这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 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英语成为非英语国家学生学习外语的第一选项。从实际情况来看，德国及北欧国家的英语教育搞得比较成功。但凡中学毕业的人，操一口流利英语者不在少数。与之相较，地域相近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则要逊色得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在猛推英语教学，但效果差强人意。印象中，日韩两国的学生英语水平还赶不上中国学生。 再从语言学习的微观层面来说，笔者有几点看法： 其一，语言是环境的产物。英语教学是一种模拟环境，和天然环境有巨大差异。外语不如母语好，这是没办法的事。但中国的英语教学确有改善的余地，学英语的目的是用英语，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其二，人的语言学习最佳期是一两岁至10岁左右，在这一时期获得语感，可能更为重要。年纪更大的人学英语，阅读还可以，听说能力的提升就费劲了。 其三，语言能力的保持和提升，也是需求拉动的，常用则灵。没使用的需求，就会自然衰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保持而保持，时间精力的成本太高了。 中国过去30多年的英语教学，有很大成就，但也有把英语过度神圣化、考试神圣化的倾向。例如，不管什么专业，职称提升必考英语，许多人为过此关，要做许多无用功，烦言不少。北京高考改革，减少了英语的权重，应该也是一种对社会反应的反应。 所谓改革者，不是因为改革这个词神圣好听，为改革而改革，而是因问题倒逼而进行的政策调整。政久则弊生，这是规律，过一个时期就该动一动。因时而起，因势而变，不断试错，经常调适，是改革应有的一些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要防止意识形态固化引起的无谓争拗，要克服利益固化引发的各种阻力，目的就是让社会保持一种向前发展的活力和形势适应性。 对英语考试改革，似可做如是观。改了，试一试，看一看，有了新问题，再调再改再试。社会政策的调整，应该和技术革新一样，有一个科学试验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