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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教育部的弱化英语高考分数比重改革，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堂皇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其命运也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 挨揍后开始学英语 在清朝核心区域，学俄语的中国人早于学英语的。从康熙时期，俄国就在北京驻有使团，俄国也派出留学生在清朝学习汉语并教授中国人俄语。 同一时期，英法美列强还在遥远的广州，根本不能获得进入内地的机会。有机会和有意向学习英语的，也只有信了基督教者和少数商人、买办等。这种对比的根本原因也主要在于沙俄和中国陆地接壤，英夷远在万里重洋之外，传统重塞防远甚于海防的中国王朝，自然不会重视英美国家，也不会学习其语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当地懂英语者翻译从澳门得到的外国材料，所谓开始“开眼看世界”，但这种探求非常原始和初级，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清朝自然惨败。 因为没有英语教育就没有英语人才，所以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就产生了特殊的人，比如“洋泾浜”英语教育的鼻祖穆炳元，他本是清军水手出身。鸦片战争中在定海之战中成为俘虏，然后向英国水手学习英语。后来成为翻译。然后他在上海经商时，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上海头号外贸巨商。穆炳元挣钱之余，还广收学徒教授英语，学生中有后来的美商大买办王筱亭。从教英语又挣大钱这个角度说，穆炳元简直就是清末的俞敏洪(微博)。 由于缺乏外语人才，更造成了中英之间一桩公案，间接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但清朝在广州的地方官员却咬定条约文字上开放的是“港口”，但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能进城。而英方则认为，所谓“口岸”（port），并不只限于港口设施，开放的范围是包括广州城在内的。 双方争执不下，围绕入城问题斗争了良久。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立志解决此问题，但依然无法让英国国民入广州城。最终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包令在英国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代表，主张宪政、民权等。但满脑子理想主义的他到了远东来，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只能诉诸炮舰政策。 之后英国干脆在《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自今以后， 遇到有文辞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而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人才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的帮助下，清政府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ohn Burdon）担任首任总教习，英文馆也成为其中的第一个外语系。英语开始就受到明显重视，和清朝两次均遭遇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痛击有关。曾在同文馆教过英语的名人还包括后来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的丁韪良（William Martin）、大量翻译科技类书籍的傅兰雅（John Fryer）、《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osea Morse）等。 除了同文馆外， 全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一批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办学宗旨， 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而另一批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的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都选英语为主要或第一外语课。大量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日本NHK拍摄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电视剧《坂上之云》中，有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用英文交流的情节，这一剧情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时也维新正酣，处于狂热学习西方的“鹿鸣馆时代”，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作为国语。过于激进的鹿鸣馆主义很快退潮，森有礼也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所忌恨，遇刺身亡。但学习西方更彻底的日本最终成功崛起并击败了清朝。 同文馆等重在精英教育，局限性较强。真正让英语教育接到地气的，还是外国的教会学校。清朝末年， 教会学校逐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教会学校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英语教学。课堂上， 不仅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 中国教师也要用英文授课。近代能产生大量在中西学都有作为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和这种教学环境是分不开的。 大师扎堆的民国英语教育 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开始自发地将英语教育推向基层。被称为“壬戌学制”民国初期教育体制规定，在条件允许的地方，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英语和日语）， 每周三课时，中学的外语为必修课， 每周六至九课时， 大学预科必修外语（英语），并可兼修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 。 “壬戌学制”中，英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的一段时期内，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分量中均居首位，通常与国文并列甚至超过国文。 对于专业英语教育教学，民国教育部也给予了特别重视，1913 年，其颁布了《大学规程》，对该类别的学习科目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专业英语教育应当包括“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念”、“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11 门课程。 即使在抗战时期，尽管由于战争导致教育事业受到破坏，英语教育一度从必修变成选修，但重要性依然不减。许多中学英语教学时数往往占到总学时的15%—20%，每周少则4 节，多则五六节，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许多县立中学的英语课程均由曾经留洋的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还拥有学士学位。而在大学阶段，英语更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为许多课程都是留洋或外国教授采用全英文教材直接讲授的。 从何炳棣等人的自传可以看出，尽管民国时期的青年人没有电子词典、美剧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外教水平普遍很高，并且中国籍老师中不少也有显赫的英语教育背景，所以很多学生的英语功底既扎实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观民国时期英语教育，一大特色是众多“大师”直接参与，包括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辜鸿铭、钱钟书等。其中林语堂更是直接编撰了《开明初中英语读本》，朱光潜和梁实秋编写了大学英语教材。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的名人在民国时期都曾是英语老师，相比之下现在虽说重视英语，但说到教英语的只能想到许国璋、李阳和俞敏洪。 英语老师一度改教俄语 1949年高举反帝旗帜，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的新政权，让英语教育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开始英语教育尚勉强维持，教材与教法和新中国成立前并无多大变化， 但教育目的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要求“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自1952 年开始，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更掀起了一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群众运动，直接给英语教育罩上了一层阴影。一时间，学习敌人的语言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英语逐渐从课堂上消失。到了1953 年， 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各业迅速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俄语教育备受重视， 一股俄语学习的热潮随之兴起。从中学到大学， 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全国高校一度只剩下9 个英语教学点。到1954 年，教育部干脆通知从本年度秋季开始，初中不再开设英语课，已经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高中俄语。 俄语独大并未持久，其退潮甚至早于中苏蜜月期的结束。1956 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规划， 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 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到1956 年年底， 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数量又回升到23 所，学生2500余人。 英语的复潮在上世纪60年代进一步加快，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 规定了编写英语课本的进程。方案的显著特点之一是， 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 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神话及原版作品的选段。1962 年， 英语就被正式列为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1964年， 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提出: “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 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 那时的英语教育还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据笔者父亲回忆，英语课教的第一句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因为这句话多少有点“中式英语”，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版本）”。另外，虽然俄语不再是唯一，但苏式教育理念被保留下来，导致新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过去相比有了较大不同，如此之类的问题一直被人诟病。 “文革”时期自然是一片混乱，十年浩劫期间， 中国的英语教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和其他的学科没有区别。 改革开放英语“一家独尊” 随着改革开放，英语教育迅速复苏。1977年高考英语就是选考项目。1978年，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1979 年，教育部提出小学外语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重点小学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小学逐步开设，整顿和恢复“文革”期间原有的11 所外国语学校。从1979 年起到1983 年，高考中外语成绩分别按10%、30%、50%、70% 和100% 记入总分。 1987年，国家教委公布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样题， 并首次举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就是令后世大学学子头疼万分的英语四六级问题的开始，1989 年，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首次举行。 1992 年，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俄、日语教学大纲，在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鼓励各个地方高校和个人编写教材，出现了一纲多本的现象。特别是在特区深圳，因为小学就开设英语课程，而又无相应教材，就开发了特区专用的“深港版”小学英语教材。所以深圳青少年的英语记忆与内地不同，不始于“李雷和韩梅梅”（人教版教材的重要人物），而钟情于“丹尼斯龙”（深港版教材的角色）。2001年，教育部决定把小学英语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壬戌学制”开始，80年过去，英语教学又重回到了小学课堂，而到了这个时候，早已进入了英语教育遍地开花结果、商机无限的时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