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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和药丸。”而这种病态的阅读方式，恰恰是造成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原因之一。以20世纪80年代的幼儿教育课程改革为例，我们的价值预设就是中国幼儿教育必须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苏联式的集体分科教学一无是处。于是我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方“购买”灵丹妙药，希望用西方的钥匙打开这把中国的锁，这把钥匙不行就再换一把，如此反复，疲于奔命。 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病态的心理，用健康的心态重新阅读西方。对于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我们也应该持这种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把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放在美国文化的脉络下去解读，因为美国药医治的是美国病而不是中国病。其次，对于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我们要敢于质疑，而不是一味的顶礼膜拜。最后，对于学习西方，包括学习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我们不能急功近利、浅尝辄止，必须抛弃以往那种用简单的方式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做法。 坚持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主义出发 正如胡适先生在当年颇有远见地指出：“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许今天更有建设性的做法应该是“谈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讨论和应用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价值也在此，不是人云亦云、跟风吹捧，而是从我们自己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看看这些主义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解题思路。 面对我国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革，我们目前的热点和难点到底是什么，我想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缺乏一个落实新《纲要》的桥梁。面对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落实新《纲要》？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如何与我们已有的幼儿园教育实践相结合？通过思考这些问题以及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应用才能够多几分理性的色彩。 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机构的建立，主要是学习西方和借用西方的结果，是“舶来品”，幼儿教育理论也相应地以学习和借用国外的理论为主。尽管不少研究者在探索幼儿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和中国化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根基不牢或继承不够等原因，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幼教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走了“五四”以后陈鹤琴先生等人走过的道路。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E.Sadler)曾经不无讽刺地指出：“我们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一棵树上采一些枝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棵茂盛的大树。”因此在学习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问题上，如何继承我们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实现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应该是幼儿教育工作者在这个新世纪面临的最大课题。 促进各种课程模式或者课程方案的开放与整合 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论框架，而不是一部需要亦步亦趋的教育圣经,各种课程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非常好的相容性。例如国外有学者探讨了蒙台梭利教育法和建构主义、蒙台梭利教育法和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以及蒙台梭利教育法与瑞吉欧教育法之间的整合。 对于课程模式而言，如果走向“模式崇拜”，把模式奉若神灵，那么肯定会故步自封，难免到最后会走向僵化。我想，福禄贝尔的实践在美国幼儿园教育的发展历程，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从神坛走向僵化的历程。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结构主义的气氛中，课程模式首先要“摘掉”模式的帽子，必须从“神坛”走向“论坛”。我们要促进各种课程模式的对话、开放与整合，从而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奠定基础。 实现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文化的“本土化” 有学者曾经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学习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以我为主，他为我用”和“以他为主，他我结合”的两条思路。其实这条思路何尝不是我们学习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应该秉承的原则呢？如果我们要让这些课程模式在古老的中国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实现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 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蒙台梭利教育法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开始复兴，经过30多年的本土化实践之后，美国蒙台梭利协会创始人南希.兰布什(Nancy Rambush)旗中只鲜明地表示当一种理念或者概念在与某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中被转化，那么这种理念或者概念本来的定义就会发生错位或者置换。舍恩（D.A.Schon)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概念的置换，。美国蒙台梭利协会已经被证明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有效案例，我们致力于促进，蒙台梭利教育，变成4美国式的蒙台梭利教育，。美国蒙台梭利协会从一开始就支持这种概念的转换。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建立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分店”，而是要经过我们的理论再创造以及进行实践总结，让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