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希和她丈夫，对孩子的关照无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东西，其营养价值都经过充分的研究。她那“专业丈夫”酷爱烹调，准备一顿饭经常要两个小时。饭上了桌，每道菜孩子们品尝后都要投票，只要有两个孩子投票反对，以后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对孩子严起来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电子游戏，没有练够琴，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棒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们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挤了。你的孩子到哪里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八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她生活在一个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危机感却可能大得多。最近她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作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这种奢侈的教育，让我们这等人只有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五十美分一块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上来先要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三次。 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八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象个少女。估计最多三十上下。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作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曾以自己在美国教育女儿的例子现身说法，强调父母向孩子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之重要。有些读者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看了这本书才追悔莫及，发现自己忘了这一点，导致孩子长大后有了这么多毛病，很难再管教过来。另有些读者则说，我讲得太理想主义。毕竟我女儿是在美国社会中长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样的批评，我并非不能接受。我常向亲友讲，在美国养孩子容易。比如，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我们作父母的这样教育她，一是整个社会环境对她这样潜移默化。她的朋友是安娜那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但是，如果放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争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不过，社会问题是能够被改正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谈话就是个起步。我们这代人首先要在亲友中开始这样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为人父母的履行这种责任，就是履行对自己孩子的责任。 |
